风格北京：－纪念翻修一新的北京胡同(五)

无奈：消失是一种必然

　　讲述人：万依 明清史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北京胡同的衰败不是近20年的事，但胡同的大面积消亡却与北京的城市改建密不可分。从元代开始确立北京城的胡同居住格局，到了明清时日渐完善，从等级制度到建筑形式，都非常符合那个时候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东西两城的胡同中住的人物非富即贵，院墙也就是构成胡同主体的建筑材料都是一等一的好砖，规格比城砖略小一些，垒完之后还要在外面刷上一层青灰，胡同宽窄整齐划一，就连种植树木的高矮都差不多。院落按等级大小固定，不能增建，大员大商们的作息基本统一，花鸟鱼虫、琴棋书画，包括晚间的堂会，都是慢悠悠的。那时的胡同就像官员脚下的四方步，稳健而从容不迫。

　　南北城的胡同里住得多是平民，钱不多，也没什么地位。盖房垒墙用的多是二手的碎砖，也没钱刷浆，所以不少胡同的颜色都是红灰相间，深浅有致的。胡同也几乎没有平直的，每家都想让自己住得宽敞些，所以私自乱建占街的不少，好在那时的官府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按时查验，要不北京的胡同早已经乱了。那时一般的平民是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的，夏天的晚上多以坐在胡同的两侧聊天为乐，家长里短，绯闻政策，无所不谈。北京人喜好谈论政治的习俗应该就是在那时留下来的，而胡同就是平台。

　　民国以后，政体发生了改变，随着一大批王公贵族的没落，胡同也日渐衰败。开始是一间房一间房卖，后来就是一个院一个院卖。占了小房的想扩建，占了整院的想翻修。于是胡同不那么平整了，而再建院落所用的材质大不如前。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浮躁了，但这些就为日后胡同的告别埋下了伏笔。

　　1949年之后，先是大规模的破旧立新，再是大量的人口激增，一个一家人住的院子，住进了十家；一条百十人呆的胡同，涌入了上千人。蒸一锅饽饽吃几天的时代结束了，炒菜的油越来越大，在屋里做饭显然成了自虐的行为，于是趁着唐山地震广建地震棚的机会，一批扩张自家居住空间却挤压公共生活的小厨房留了下来。而老房子再高也成不了二层楼，多出来的儿女们睡在哪儿？更别想之后的停车问题了。北京胡同里绝大部分的老房子都是失修失养，“危、积、漏”严重，危房比例由解放初期的5％，至今已达到50％以上，无自家厕所，无天然气管道，大多数用煤取暖。据北京市建委房管处统计，目前，旧城区内有危房202万平方米，涉及居民7．1万户，如暂按23万元／户补助拆迁费计，就要100多亿元……老百姓苦了，开发商乐了，北京从宜居变成了宜商，社会节奏从缓慢变得飞快，人心再次思变。在一个高速前进的社会里，还把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明清的东西放在里面，是绝不可能的，改变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居住建筑风格必须改变，于是胡同的末日来了。

　　这是一种趋势，如排山倒海不可逆转，一切总会风吹雨打去，胡同终将是北京的过眼云烟。

　　曾经多如牛毛的胡同变得屈指可数，即使留下的也多是面目全非。东堂子胡同是名人故居云集的地方，文学大家沈从文的故居已经成了马路，一座大楼下面埋葬的是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故居，而我国现代妇产科医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的故居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开始拆迁胡同时，是大快人心，后来是日渐痛心。改建胡同的方案很多，但能贯彻，能落实的几乎没有，这其中有人的问题，有钱的问题。人们都在等，都在怀念，但等到的都是一个个相继而来的“拆”字，怀念之后都是“哀莫大于心死”。

　　如今，这个城市很现代，那些高楼大厦不知要比胡同高出多少，而旧人旧事旧物尽毁，霓红闪耀，城市喧嚣，而还有谁知道曾经的历史，失落的文化？

　　好在还有人惦念着北京的以前，几片胡同保护区，既是态度也是希望。不要把眼光全部集中在什么“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的问题上，再过60年，北京还能有个胡同博物馆就不错了。不是悲观，是对现实延伸的希冀。

　　据说，先动手留下希望的是东城区，看了看东四十三条也在其中。想想1950年时，此地的名称还是慧照寺胡同，而胡同中的17号院曾是一代古琴大师管平湖的故居。曾经小院中也是仙乐飘飘荡荡，其名作《流水》恰犹如清泉铮铮淙淙。曲中场景伯牙抚琴，是何等的超然，樵夫子期驻足聆听，道：“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心中一动，继续弹奏，子期又道：“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叹道：“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病故，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

　　如今胡同断弦再续，子期何在？